（泰丰畜牧新技术有限公司，四川成都610041）

    1796年，琴纳用牛痘疱浆接种儿童成功预防了天花，开创了人类用活的疫苗与病原微生物斗争的历史。200余年来，人类成功地消灭了天花；我国成功地消灭了牛瘟，控制了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欧美及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也成功地消灭了猪瘟。遗憾的是，拥有世界最好的猪瘟疫苗弱毒株的我国，历时50余年却没有消灭猪瘟。

    无独有偶，在人类疾病控制方面也出现了同样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全世界，自然包括科技发达的美国至今不仅未能控制古老的疫病—结核病（TB），而且结核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近年来，我国生猪发生多种疫病横行，虽极尽疫苗灭病之能事，然收效甚微。业界对生猪疫病的性质、流行病学、控制措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沌”，养猪人陷入一片茫然。

    人类在应用弱毒疫苗防控疫病方面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竟遭到大自然如此惨烈的报复！这应该是全人类、我国养猪界人士认真思考的。笔者以为，通过人类与猪瘟和结核病多年斗争的反思，或许有助于走出“混沌”。

 

1.1 已消灭猪瘟的国家，包括欧美及大洋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将长期应用弱毒疫苗作为扑灭猪瘟的主要手段

    在猪瘟散发的国家多采用动物卫生措施（屠杀销毁病猪、化学消毒、封锁疫区等）扑灭猪瘟；在猪瘟曾经流行的国家，只把强制性免疫接种作为扑杀感染猪群的辅助措施，全国再无新的病例发生后立即停止免疫接种；在欧盟，紧急免疫都是被禁止的。

 

    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明文规定，发生一、二类传染病时，都要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措施形同虚设，最后长期接种弱毒疫苗成为预防传染病的唯一措施。自然，猪瘟在其列。

 

    （1）猪瘟野毒在中国庞大的猪群内长期流行中发生变异是必然的趋势。

    相关调查表明，23个流行毒株中，18株属基因Ⅱ群、占78.26%，另外5个流行株（包括石门系强毒C株）属基因Ⅰ群、占21.74%。两群间测序区的核酸同源性只有78.9%，表明国内流行的猪瘟毒株与C株在抗原基因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域分布的多样性。调查还表明，有两株兔化弱毒株与两株石门毒株同源性为95.5%，且分属两个亚群；一个低毒力的田间感染株与兔化弱毒株和石门株的同源性在88%～90%之间，且不在一个亚群中。这充分证明了猪瘟野毒在我国庞大的猪群内长期流行中发生变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变异无疑会加剧，如果不结束这种流行，将来由野毒变异引起的免疫失败是迟早要发生的。

    （2）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与边界病病毒

    （BDV）广泛存在于牛羊群中，农村散养户的猪感染这两种病毒的比例较高，感染这两种病毒的猪所产生的抗体与猪瘟病毒的抗体有交叉反应，因此，感染这两种病毒的猪对猪瘟疫苗接种的免疫反应有抑制作用，这如同感染了非结核的分支杆菌患者对卡介苗（BCG苗）接种有抑制作用一样，形成半免疫或不免疫。半免疫状态对猪瘟野毒的变异有巨大影响，弱毒株的形成、隐性感染的形成无不与此相关。

    （3）半免疫状态还与疫苗质量、接种操作不当、猪体免疫状态密切相关。

    疫苗应用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出现半免疫状态的概率越高，半免疫状态的群体就越大。

    （4）目前疫苗毒虽然在变异，但尚未发现不能抵御野毒攻击的事实。

    如果以此作为口实，满足于当前的稳定性，对未来的变异掉以轻心，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生物系统进化论告诉我们稳定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突变常发生在人们不经意中。

    以上4点论述与猪瘟至今广泛存在的事实均说明，长期用猪瘟疫苗扑灭猪瘟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

 

    （1）难以做到全国易感生猪同步去易感化。

    世界第一的庞大猪群、散养为主的模式带来分布上的高分散度、四千余万头母猪每分每秒带来众多新生的易感个体，而这些都是扑灭牛瘟所没有的巨大障碍，因此要使全国生猪同步去易感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系统的工程。

    （2）落后的生产模式、不符合猪生物习性的饲养环境，特别是机械化养猪浪潮遗留下的限位栏、高密度、恶劣的空气环境等弊端，加之霉菌毒素的广泛危害等，都是存在于猪群内诱发疫病的必然因素，均使得中国猪群健康水平低下，成为包括猪瘟在内的许多疫病顽固流连的契机。

    （3）没有强制执行带毒留种种猪扑杀淘汰制，带毒种猪成为猪瘟病毒广为散播的重要途径。

    （4）在如此庞大的猪群中扑灭猪瘟不仅要像外国一样有法律保障，还需要巨大财力与庞大的高素质专业技术队伍的支撑。如果做不到这些，单靠疫苗扑灭猪瘟是一厢情愿的稚想。

 

1.5 从扑灭猪瘟未果的事实中可以推理，仅用疫苗来扑灭猪的其它疫病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的猪群不能祛除本来就存在的诱发疫病流行的必然因素（限位栏、高密度饲养、恶劣的空气质量、霉菌毒素污染、忽视猪的自然福利等），那么疫病的发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些必然因素存在一天，猪群的疫病也就存在一天。

 

    从长沙马王堆汉代古尸的胸片中发现陈旧结核病灶的事实证明，结核病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1950年链霉素、异烟肼等抗痨药问世，再加上BCG苗，结核病的防治出现空前的转机。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疫苗加药物的防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全球性结核病回升现象，多数发达国家与4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结核病病人明显增多。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有20亿人被结核菌感染，每年新增病人800万～1 000万，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据卫生部调查，我国1/3的人口已感染TB，超过4亿人口，目前有结核病病人500万，占全球结核病病人1/4，1990—2000年间患病人数较前反升不降。全球，包括我国扑灭结核病受挫给我们留下什么借鉴呢？

 

    结核病的免疫是细胞内的感染性免疫，初次感染对再感染有免疫力，这即是著名的Koch氏现象；结核菌能在正常机体的巨噬细胞内生长繁殖，细胞介导免疫（CMI）是本病的特异性免疫。结核病也有体液免疫反应，但不是有效的免疫反应。人首次感染TB后，仅极少数人会得TB，多数人并不发病，这是因为TB在初次感染人后，可与多数宿主处于共生状态。

 

    结核病的重新活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事实证明，那种认为有了链霉素、异烟肼、卡介苗后，结核病就会迅速被控制的观点是错误的。人们忽视了结核菌在系统进化中的生命潜力，也忽视了疫病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表明，结核病重新活跃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1）非结核分支杆菌活跃。众多非结核分支杆菌，如堪萨斯分支杆菌、胞内分支杆菌、海洋分支杆菌、瘰疬分支杆菌等等均可广泛感染人群，尽管它们有十分清楚的地域性，如堪萨斯分支杆菌多见于得克萨斯州、芝加哥、伦敦、鲁尔工业区等。我国的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率为15.4%。它们在感染人体中可诱发相应的抗体，干扰BCG苗的免疫效应。

    （2）结核菌在长期的系统进化中出现了低毒力的新菌株，而BCG苗不能对这种低毒力新菌株的攻击产生保护。

    （3）结核菌的耐药性在系统进化中加强。研究表明，初始耐药率为28.1%，继发性的耐药率为41.1%。不能治愈的病人增多，无疑成为最危险的传染源。

    （4）结核病患者不仅在贫困国家增多，而且在发达国家也增多，这无不说明，疫病的发生不仅与营养有关，还与城市化进程、生活与工作节奏的加快、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夜生活）等环境因素导致的免疫力下降息息相关。

 

    在高发病地区实行儿童强制免疫，其目的是防止粟粒性结核和结核性脑膜炎，且降低发病率；对现已感染的人群并无其它措施；在低发病地区并不实行强制免疫。这都体现了共生的原则、经济的原则。

    H.H.Kleeburg等在《人畜共患病》一书中写道：“我们现在还不能控制这些分支杆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与它们共处”。这或许就是我们从人类与TB斗争史中得到的最根本的启示。

 

    （1）结核病感染人的情况与蓝耳病（PRRS）感染猪何其相似。

    我国猪群PRRS感染率高达90%～100%，但发病的毕竟是少数。说明蓝耳病病毒（PRRSV）与猪群可以处于共生状态，并不影响生产性能。之所以发生PRRS或诱发其它疫病，是因为这种共生状态遭到破坏（限位栏、高密度饲养、恶劣的空气质量、霉菌毒素污染、忽视猪的自然福利等），其原因在于猪群健康水平低下。

    （2）不良的环境因素与精神紧张的应激状态引发发达国家结核病的发病率上升，而养猪业的集约化生产中不符合猪的生物学习性的不良环境因素与精神伤害是我国猪病肆虐的主要根源。（这方面如果有一个管理良好的发酵床养殖模式，可以大大缓解猪的生理应激等：编者注）

    （3）非结核分支杆菌对BCG苗免疫效应的干扰又与BVDV和BDV干扰HC苗免疫效应何其相似，这一点值得在HC防制中，特别是农村散养户的HC防制中予以充分的重视。

    （4）结核菌对抗菌药物的高耐药率反映了病菌在抗菌药高压环境下的普遍规律，目前在养猪业中盛行的保健用药（主要是抗菌药）效果越来越差，是这一规律在猪病防治中的体现。全面禁止抗菌药的保健用药，是养猪业长治久安的重大策略。

    （编者注：大量采用无抗饲料，发酵饲料可以完全摈弃抗生素的使用）

 

    我国猪群的庞大基数、每分每秒出现的大量新生易感个体（以存栏4 700万头母猪计，每天约有24万头母猪分娩，每分钟约有160头母猪分娩，每天约有240万头新生易感个体出生）、猪群分布上的高分散度以及几十年猪病防制实践证明，以现有的财力和人力消灭猪疫病不现实，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现有的猪疫病和未来出现的猪疫病必将与猪业共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H.H.Kleeburg说得好，我们必须学会与这些病原微生物共处。怎样才能学会呢？人类应认识到消灭它们是办不到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人类以高级生物的姿态去管理它们，管好它们。作为被管理者，它们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是生存权。人类应当给予它们生存权，不要滥用疫苗去“消灭”它们。人类霍乱的隐性感染率为59%～75%，鼠疫也有较多的隐性感染者，这两种疫病流行时，人医不可能对大量的隐性感染采取措施。换言之，隐性感染者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人类对霍乱、鼠疫的控制。这些病原菌在隐性感染者体内受到良好的非特异性免疫力的控制，与人体共处稳态，随着以后特异性免疫力的产生，病原菌或死亡，或仍与人体共处稳态。

    猪的疫病中，病原微生物能与猪处于共生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编者注：这也是我本人在发酵床如何防治疫病中的主要论述观点，拿人们的主观意识来说明为什么发酵床这么“脏”的环境，居然会减少得病率，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我的观点是发酵床是一个相对卫生的环境，是有益菌对有害菌占绝对优势的垫料环境，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卫生环境，与传统水泥地养猪每周消毒两次的绝对卫生环境更有利于发挥猪上万年来进化所形成的潜在免疫能力，与病菌共生存反而可激发猪的免疫潜力，而天天消毒的绝对卫生环境不利于猪正常的免疫潜力的发挥，反而易造成耐药病菌，将来更难治疗猪病，或一旦得病就会病来如山倒，而全军覆没）。PRRSV在我国猪群中的感染率高达90%～100%，但发生临床疾病者不多。笔者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接诊80余场次，只见到6例PRRS。上海奉贤县兽医站2008年检验结果表明，蓝耳病的检出率只占到送检病料的30%左右，并且都是由接种商品疫苗或自家苗引起。细小病毒病（PP）、圆环病毒2型病（PCV2）、乙脑（JE）、猪流感（SI）、伪狂犬病（PR）等病又何曾不如此？鉴于此，从六方面管理好疫病。

 

    即对种猪群做好猪瘟（HC）、口蹄疫（FMD）、伪狂犬病（PR）、乙脑（JE）、细小病毒病（PP）的免疫，对商品猪做好猪瘟（HC）、口蹄疫（FMD）、伪狂犬病（PR）的免疫。其目的是减少现阶段的临床发病率。

   编者注：这与本人的观点一至，本人一向只坚持必须免疫，能不免疫的其他疫病，尽量不要免疫，除非当地有传统疫情。

 

 

    使其共处稳态之中。要祛除与猪群生物学习性不符的环境应激因子，如霉菌毒素、高密度、低劣质量的舍内空气环境、缺乏运动等，使猪群有良好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让猪群少量、长期、充分接触本来就存在于猪群中的所有微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让它们相互同化，共处稳态（编者注：这也是发酵床的防疫原理之一）。

 

    警惕不为疫苗保护的新毒株的出现，并及时研制出新的疫苗。

 

 

    以防止人为扩散疫病，防止因更多的突变机会产生病原微生物的新毒（菌）株。笔者以为，认真总结人类长期应用弱毒疫苗灭病未果的教训，面对我国的养猪现状，在尚不能消灭这些疫病之时，应该退而求其次，学会与这些病原微生物共处。唯有此举，我国养猪业才能走出目前疫病缠身的“混沌”局面。